基于整体性—个体性、无限性—有限性这一解释框架，可对魏晋思想进行重新刻画。以风俗、制度为表征的整体性秩序的扭曲和破裂，导致汉末魏晋时期个体性被突出强调。为避免对个体性的深刻理解走向个人主义、虚无主义，玄学家提出两种理性方案：将个体视域从政治社会扩大到天地万物的整体，以至大无外的“一体”化解有限性焦虑；以“无限”作为克服有限的支点，寻求在有限的立场上通向无限的可能性。形神、礼乐、生死、公私、自然与名教、独化与玄同、有无、儒道等都是在“无限”“一体”逻辑中展开的分议题。这一奠定魏晋思想走向的深层逻辑在郭象那里充分展开：变化的绝对性意味着个体无法外在于变化，所以个体必然与变化为一体；变化的绝对性还意味着变化是无限的，所以与变化为一体的个体也应该是无限的。在“以天下为一体”的整体感与自生独化的主体自觉中实现的“自得”，可能是魏晋玄学为宋明理学留下的一个宝贵启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