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代史家多以宋孝宗之“孝”仅指孝事高宗，这一意识限制了孝宗践行“恢复”之志。而根据宋孝宗及部分士大夫对于“孝”的阐释，孝宗之“孝”呈现为“事亲”与“继志”、奉养高宗与效法太祖诸多层面交错联结的复杂图景。他们的阐释扭曲了高宗主张维持和议的本意，强调孝宗只有效法太祖创业，才是继承高宗之志、完成高宗未竟功业的“大孝”。不过，孝宗与这些士大夫却因“恢复”意识的不同，分别提出两种相异的践行“继志之孝”的行动方案：孝宗强调“恢复”即是要立行北伐，多述太祖尚武习劳的故事，并认为“恢复”须审时度势，不必尽循太祖故事；士大夫则强调谋求“恢复”重在整军备战以及革除军政时弊，所述太祖故事多为强调关防制衡的“维持之具”，并认为“太祖创业故事”寓含整军备战的一切良法。